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黄兴（前排左一）、胡瑛（前排左二）、宋教仁（前排左四）、章士钊（后排左一）
“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 这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宋教仁先生民初在《民立报》上公开宣示的从政感言，秉持这种政治理念，在其为官主政期间，特别注重廉政建设，为开创官场清廉政风采取了一系列惊人举措，笔者略述一二以饷读者。
两则“启事”
1912年4月，年仅30岁的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上任伊始，即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民立报》醒目位置刊登《宋教仁启事》：“鄙人以菲材承乏农部，为国服务，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当。部中职员量材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值此民国新立，时局艰危，何敢蹈前清用人覆辙，有所瞻徇。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量，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以杜寅缘奔竞之风，而少鄙人罪戾，是所深幸。敬布腹心，惶希垂鉴。”“启事”言简意明，于4月26日和27日连登两天，并电告《民立报》发行部向他亲朋故旧较多的北京、武汉、长沙、常德等地各加派1000份。宋教仁深知前清积弱落败的根源很大程度在于“请安磕头，寅缘奔竞”所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用人腐败，因此他对官场“攀龙附凤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于是便想用“启事”这种公开承诺的方式在他管辖的范围内革除用人腐败。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官场请托谒干，攀龙附凤的积习顽固不化。某些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缠绕不断。为了断绝这些人的念想，40天后的1912年6月7日又在《政府公报》登出一则《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敬启者：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少。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记室，侯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两则“启事”充分展现了宋教仁杜绝人事腐败的决心，也创造了中国近代公务员廉政公开承诺的首例。
一封“书信”
1912年5月初，宋教仁到北京就任农林总长不久，收到一封家乡桃源的来信。是昔日漳江书院的同窗好友冯为莹寄来的。信中在寒暄叙旧，赞偿祝贺之后，言明请宋教仁向湖南都督谭延闿推荐，为其谋一知县之职以尽心尽才报效国家。宋教仁回信在关切问侯之余说：“君耽于清淡，素性疏懒，岂堪宦海繁钜。昔以史公自许，他日国史馆成立，定当荐一席以报也。”宋教仁与冯为莹曾在漳江书院同学四年，常在一起研读文史，议论时政，相处甚欢。当年冯为莹擅长文学，好作史论，曾申言日后当效法太史公司马迁，秉笔直书。当时宋教仁曾对冯开玩笑说：“君若能忍痛自宫，那就更加太史公了。”宋教仁回信中特别提到冯当初少年志趣，巧妙地避免了硬性回绝的尴尬，断绝了同窗好友请托谋官的念想。冯为莹虽然请托被拒，求官未得，但仍以宋教仁为知己，毫无怨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害，冯为莹痛哭不已，含悲撰写《渔父痛史》印行，以此寄托哀思，至今流传。
一份“公报”
主政农林部，宋教仁继刊登“启事”实行廉政公开承诺之后的又一惊人举措就是晾晒“三公经费”。1912年6月8日北京政府第39号《政府公报》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诸于众。宋教仁认为部中一切费用开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收支是否合理，国民有权知道，有权监督。半个世纪前，台湾学者吴相湘对宋教仁此举给予了高度赞扬：“应有指陈者，宋氏长农林部为期不足三月，其所设施已有可观……而最值得大书特书者，即其树立清廉俭朴之政风，观乎《政府公报》6月8日第39号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殆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唯一之特例……”宋教仁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
一纸“谢涵”
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时，多次见袁世凯都着同一套旧西服，一次袁世凯谈完公事后问道：“钝初这套衣服穿几年了？”宋教仁答道：“快八年了，留学日本时所购”。袁世凯当即掏出银摺一扣，递给宋教仁，说：“为数不多，买套新衣”。宋教仁婉辞不受；“谢总统好意，贫者士之常，衣虽褴褛，尚可蔽体”。袁叹道：“余生平阅人无数，如君志节仅见也”。
1912年10月，已辞去农林总长，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准备回湖南桃源看望阔别八年的老母、妻儿。一日袁世凯差人将宋教仁传到，见其依然着那套旧西服，非常关切地说：“钝初，天冷了，这样单薄的衣服，恐怕冻坏身子。”转而面向侍从：“把我新做的那套衣服拿来”，侍从遂即拿来一套新的哈喇尼西服。袁示意递给宋教仁，并说：“钝初，试试，看合身不？”宋教仁推辞再三，袁世凯诚执固请，盛情难却之下，宋教仁只好换上，穿起来非常合身得体（原来袁世凯早已派人将宋教仁西服尺码量过，特意订制了这套西装）。衣服换好之后，袁世凯说：“今天请你来只是想拉拉家常，听说你要回乡省亲，几时起程？我好为你饯行”。宋教仁回道：“打算就在最近，具体时日未定，走的时候再向总统请示辞行。”寒喧过后，宋教仁道谢告辞，袁世凯起身送至门口。
次日，袁克定到访，寒喧过后，从公文包中抽出一张交通银行的50万元现金支票，塞给宋教仁说：“我父知道宋总长两袖清风，回乡省亲缺少盘程，资助少许，不要见外”。宋教仁坚辞不受，袁克定说：“请宋总长不要误会家父一片好心。”为了避免再三推辞的尴尬，宋教仁只好收下说：“那就请云台兄（袁克定字云台）代我谢过大总统。”离京前，宋教仁写好一封谢涵：“慰公总统钧监：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壁，伏祈鉴原。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连同袁克定送来的50万元支票封在一起，托时任总理赵秉均在他离京后送交袁世凯。一纸谢涵树立了坚拒金钱利诱的典范。 (相关资料由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