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黄兴（前排左一）、胡瑛（前排左二）、宋教仁（前排左四）、章士钊（后排左一）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从21岁（1903年）与黄兴一道组建华兴会，谋划反清革命，到31岁（1913年）被人谋杀，为国捐躯，在其短暂的十年革命生涯中，思维敏锐，敢为人先，留下不少令人称道传颂的“首创”。
首拟共和宪法
清末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最具远见卓识。早在1906年，他就曾对人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们的同志，从事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需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为此他潜心研究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先后翻译了英、美、德、法、日、俄等八国十二部政治法典，系统地研究，使得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政治法律学养见识堪称第一”。
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宋教仁很快拟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交由军政府公布施行，对稳定革命局势，安定政治局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同时也成为稍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从而奠定了共和宪法的基础。
首推内阁制度
宋教仁指出：“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为了在中国建设良政治和建成良政府，宋教仁在吸取欧美政治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责任内阁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方案。蔡元培称其为“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
因为主张和坚持内阁制，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产生政见分歧，曾使他招致各种诽谤（“运动总理”）、攻击（“野心家”）和非议（“议会迷”）。其实，宋教仁主张和坚持内阁制，既不是为自己谋总理职位（1912年9月袁世凯曾请其出任总理而宋教仁坚辞不就），也不是为了限制总统权力，而是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对其政治主张，宋教仁有过精辟的论述：“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二次革命失败及其后几十年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惨痛历史，正好印证了宋教仁当初的论断。
对于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开始认为是对其“复设防制之法度”而反对和否决，但在让位袁世凯的意图明朗后即转而接受，指示参议院修订《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将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写进了宪法，予以确认。作为中国第一位倡导和推行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仁因此被史学界尊为“共和国魂”。
首倡普及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教育经典，教育在中国，一直是富绅显贵的特权，与平民几乎无缘。宋教仁在其革命活动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种愚民政策的荒谬和落后，早在1907年他就曾对人说：“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意识到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尤其是要建成民主富强国家，必须开启民智。1912年12月，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撰文指出：“教育期以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问东西南朔，畛域胥泯。”即教育在中国要不分民族，不分地域，普遍施行。首次明确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
1913年3月宋教仁又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中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立国的主张，指出“教育为立国根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并在阐述发展教育的政策措施时提出要优先发展中小学师范教育，强调“中小学师范教育，所以为普及教育之第一步，而养成师范人才。”
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而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宋教仁就倡导普及教育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其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首创廉政公开承诺
对官场请托，攀龙附凤的吏治腐败，宋教仁深恶痛绝。1912年4月，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即于4月26日在《民立报》刊登《宋教仁启事》：“鄙人以菲材承乏农部，为国服务，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当。部中职员量才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值此民国新立，时局艰危，何敢再蹈前清用人覆辙，有所瞻徇。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谅，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明告亲朋故友，不得找他谋事求官。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旧中国“夤缘奔竞”积习已深，个别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时有缠挠，为了断绝这些人的念想，6月7日又在《政府公报》刊出《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敬启者：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少。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已汇登记室，待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四十天内两次公开登报拒绝一切请托干谒，充分展现了宋教仁革除用人腐败的决心，也成为中国公务员廉政公开承诺的首创。
首开财务公开先河
宋教仁认为腐败大多源于暗箱操作见光即死，其防腐保廉的另一创新举措便是晾晒“三公经费”。1912年4月底主政农林部，6月8日即在第39号《政府公报》登出《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诸于众，首开中国中央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对宋教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这一创新举措，台湾学者吴湘湘在《宋教仁传》中特别提及“有应指陈者，宋氏担任农林部为期不足三月…最值得大书特书者，即其树立清廉俭朴之政风，观乎《政府公报》6月8日第39号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殆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唯一之特例。” (相关资料由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