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黄兴（前排左一）、胡瑛（前排左二）、宋教仁（前排左四）、章士钊（后排左一）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的爱国政治家。他从小喜欢读书，终生与书相伴。他短暂的一生留下许多与书有关的故事。
读书如饥似渴
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书香之家。受家庭环境熏陶，他从小酷爱读书， “少入塾读风雨无阻”。 在宋氏宗族办的私塾里，宋教仁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住校先生刚起床洗漱，就听到教室里传出宋教仁朗朗的读书声。《四书》、《五经》、诗词、典章等，只要能找得到的，宋教仁无书不读。没两年，宋教仁就把《四书》、《五经》、《百家姓》读得滚瓜烂熟。一天，私塾先生让他背《百家姓》，宋教仁竟将书倒过来背。先生很是惊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背，宋教仁应声答道：“姓氏本无尊卑先后顺序，《百家姓》倒过来读也是一样的。”
跟今天的小朋友想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读不同，令少年宋教仁烦恼不已的是“乡辟苦无书”。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得到母亲和妻子的支持，进入漳江书院就读。漳江书院是当时湖南四大书院之一，这里丰富的藏书让他如鱼得水，他一头钻进了书斋。因为喜欢看书，他的床上堆满了买来和借来的各种书，同学们戏说“钝初（宋教仁字钝初）每晚都要求书搭歇”。还有当时的同学回忆说：“钝初到了漳江书院，就像饿黄牛上了芭茅山。”“读书如饥似渴，吃饭都要人反复提醒。”一次，教喻黄彝寿从长沙运一船书回书院，途中遇到风浪一些书被打湿了，便请宋教仁和几个同学帮忙检晒。宋教仁边晒边看，检晒一完，便就书中疑问请教先生。宋教仁的勤奋和钻研劲头让黄彝寿欣喜不已，他高兴地为弟子作了解答。
1901年秋，宋教仁参加完童生府试后前往拜访常德维新名士戴展诚，谈话中戴展诚问他参考感受与喜读何书，宋教仁回答说：“学生不恋栈功名，喜读能振兴中华、挽救危亡之书，但苦于无书可读。”戴展诚便建议他去日本留学，他的读书愿望可得到满足。1904年12月，宋教仁留学日本，许多闻所未闻的新书让他应接不暇，每天废寝忘食沉迷于书海中。笔者从宋教仁日记中检视到一份1906年3月1日他入早稻田大学预科班就读后制定的《功课并自治课表》，表中所列每日研习时间有16小时，除周日上午9时至12时安排3小时外出办事外，对每天6时间至11时半每一小时的研习内容都作了详细安排。因为刻苦，不足半年时间，宋教仁就完成了早稻田大学一年的预科学业，并且以全班第一名全校（360名学生）第七名的成绩结业。而且入学前没有任何日语基础的宋教仁仅自学半年就能熟练地使用日语，1905年7月孙中山前往日本演讲时便选定他作现场翻译。
购书倾其所有
读书之人必定喜欢购书。宋教仁读书如痴如狂，购书更是倾其所有。
笔者在宋教仁日记中看到，仅1905年1月到1907年4月两年多时间，他购书就有484册。购书的花费远远超出了宋教仁的经济支付能力，尽管他时常省吃俭用，仍然入不敷出。但只要见到新书，宋教仁总要想法买到手。宋教仁的经济来源仅是留学生官费和个人稿费，还时不时要接济生活穷困的他人，因此像《大英百科全书》、《英文大典》、《世纪字典》等一些单价不菲的书籍，他实在无力购买。但宋教仁还是想出了买到这些书的办法。他找朋友担保，用留学生官费作抵押，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最终买回了这些心仪已久的书籍。
著书惠民报国
宋教仁短暂一生，著述颇丰，均在探求真理，救国救民。在宋教仁留传于世的《宋教仁文集》等近百万字著述中，《间岛问题》一书的来龙去脉最为感人。
1907年4月，宋教仁赴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意外得知“中国满州与日属韩国接壤之处，有一大地域（东西400里南北470里，地域相当于台湾大小）名曰‘间岛’，原为中国领土，日本却忽生异议，谓其地当属韩。其驻韩统监府于上年（1906年——笔者注）七月，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僚属宪兵往其地，设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以保护韩民为名，实欲据而有之”。“时清政府惊愕抗议”，但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由其浪人组织“长白山会”阴谋活动数年制造的种种伪证又无力辩驳，束手无策。看到国土沦丧危机，宋教仁毅然改变初衷，假扮日本浪人，打入“长白山会”，侦获日人伪证，又到日本几家大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费数月之功，终于著成《间岛问题》一书。该书引用中、日、韩三国92种书证，依据历史沿革，分析山川河流走向等地理环境，运用国际法知识，从学理与法理各个角度论证了所谓“间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无可争议。
日本人探知《间岛问题》脱稿信息，深恐该书落入清廷之手，便对宋教仁软硬相逼，先是许以重金购买版权，继而又威胁若不合作就将其遣返。宋教仁均置之不理，最终费心周折将书稿无偿地交给了清廷驻日公使李家驹。清政府得到宋教仁的书助，在“间岛问题”交涉中“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两百多年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唯一全胜，保住了延边4县1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历史上诸多爱国英雄如岳飞、郑成功、林则徐、邓世昌等，他们的爱国壮举都是肩负重任的职务行为，而宋教仁则全凭爱国自觉。他的行为生动诠释了一介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拳拳爱国之心。
惜书胜如生命
宋教仁喜读书爱购书，一生对书珍爱有加。
1899年夏，宋教仁随先生黄彝寿去武昌为书院购书，乘船返归途中触礁遇险，宋教仁两次跳入江中将落水书藉全部打捞上木船。
1913年3月20日晚，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准备乘车北上，突然遭人暗算，被刺客毒弹击中要害。在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他将挚友于佑任拉到跟前，喘息着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前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
弥留之际，所托三事：书事、家事、国事，第一件就是为其珍爱、珍藏与其相伴一生的书籍找个理想的归宿。书，是他一生的珍爱和牵挂。 (相关资料由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