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姊妹四家欢聚在乡下老屋，叽叽喳喳，陪伴九十三岁母亲过中秋佳节。
侄儿发来微信祝福伯伯中秋快乐。我说：“你是发错了吧？应该发给爸爸。”侄儿回：“我给爸爸早发了，感谢伯伯教导！” 我笑了：“这还差不多！”
一句家常，两处心安。如此，便是今年中秋最好的月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可这烟火气里，也常裹着些呛人的味道。中秋团聚，本是天伦之乐，却往往成了“论道”的战场。有人忧国忧民，痛陈时弊，口沫横飞；有人针砭时弊，臧否人物，义愤填膺……仿佛天下兴亡、人间正道，全系于这一桌酒席间的慷慨陈词。
忧国忧民，本身没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自古以来做人的风骨。然而，当这种关心变成一种廉价的情绪宣泄，变成一种与自身生活严重脱节的“精神体操”时，便不免显得有些滑稽。许多人，对千里之外的美国伊朗津津乐道，对网络上的贪官污吏义愤填膺，却对身边日渐老去的父母不闻不问，对亟待引导的儿女视若无睹。这种舍近求远的热忱，与其说是责任感，不如说是一种荒唐。
我们最容易扮演的，是那个指指点点的“路人甲”，却往往忽略了，我们一生中最不可推卸、也最有资格扮演的角色，其实只有两个：为人子女，为人父母。
第一件最有资格做的事，是孝敬好生我养我的父母。
这是人世间最不容辩驳的资格，别人最无法窃取的权利。我们从何而来？从父母的血脉、汗水与十月怀胎而来。他们以青春为代价，换我们春夏秋冬。这份恩情，是天高地厚，也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当我们在酒桌上与人争论欧盟美国时，可曾想过，家中那盏为我们留着的灯，是否已经昏暗？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是否还能承受得起我们整日的“心忧天下”，却容不下一句耐心的问候？当我们老到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端屎端尿时，我们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不孝？
孝敬父母，不是中秋佳节的一盒月饼，不是朋友圈里的一条祝福，更不是甩给老人一个红包便自觉心安理得。它是孔子所言“色难”的课题，是当父母老年痴呆时，我们能不能像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一样，慢下来，再慢一点。孝敬是病榻前的一碗温水，是患病时的一声“我马上回来”的陪护，是倾听父母那些在我们听来早已“过时”的唠叨。这份资格，不需要任何学历、财富或地位来证明，它只需要一颗感恩的心。
第二件最有资格做的事，是关心好我生我养的儿女。
这亦是我们无法推诿的天职。孩子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便是他们最初最重要的“世界”，也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教育他们，是为人父母唯一且不可转授的专利。然而，多少人以“工作忙”为由缺席孩子的成长，以“家里穷”为由推脱教育的责任？我们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孝顺乖巧，却看不见别人家父母在灯下伴读的耐心与汗水。我们为孩子的成绩焦虑，却从不反省自己终日沉迷于手机牌桌和低级趣味，如何能要求孩子静心读书？
关心儿女，不是物质的无度溺爱，不是兴趣班的多多益善，更不是将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与社会。关心是在孩子迷茫时的一次促膝长谈，是在孩子跌倒时鼓励他站起来的目光，是在孩子犯错时的竹条戒尺，是以身作则地教会他何为善良坚韧、何为尊老爱幼、何为勤劳朴实……这份资格，同样与我们的财富、地位无关，只与陪伴与言传身教有关。
为何这两件事是“最有资格”的？因为父母与儿女，是我们生命中唯一无法选择、也无可替代的关系。美伊战争，自有身居其位的人去操心；贪官污吏，自有纪委监委去查处；他人的是非，自有其因果报应。唯独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孝，便无人能替；我们的儿女，我们不管，便无人可代。我们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不是社会评论家，我们是儿子，是女儿，是父亲，是母亲。这些身份，才是我们此生最本质、最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有人，把生活过成了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在社交媒体上表演着莺歌燕舞，在茶余饭后批判着世道不公，却在自己的家庭里，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后院”。这是何等的荒谬。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冷不热的人，谈何善待长辈？一个连自己孩子都不教不管的人，谈何教育他人？
说到底，世界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终究要落脚在“齐家”的基石上。当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得温暖和睦，让父母安享晚年，让儿女健康成长，这本身便是在为祖国和民族贡献一份最坚实、最不可撼动的力量。
我们不妨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和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转身走进卫生间，为父母洗一次脚；放下手机，陪孩子读一本书。这两件事，看似微小，却重逾千钧。因为，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凡人，最有资格、也最值得做的事。
江志晖
2026年9月25日
